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 翻译 言外行为 言后行为 语境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上的重要课题,同时它对翻译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本文指出翻译不只是停留在语言的表层意义转换上,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原文的言外之力及对读者的预期效果,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误差。
一、引言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全新的视角及更科学的方法对翻译实践进行指导。自1962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教授J.奥斯汀(J L.Austin)的名著《怎样用语言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问世以来,“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就成了语用学上的重要课题。一方面该理论激起了语言学家们对话语意义研究的极大兴趣。如七十年代的塞尔就在奥斯汀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将言语行为和“会话含义”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间接言语行为”,这是对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纵深和完善;另一方面该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被应用于多个领域: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翻译理论等等。言语行为理论对交际环境下言语行为涵义的深人探讨给翻译理论以很大启发,为译者更好地理解和阐释意义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二、言语行为理论概述
J.奥斯汀首先探讨了句子如何超越其语言组成形式去“做事”( Perform Actions ),去影响并完成交际目的的。他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围绕这个问题提出:言语和行为不能分开("Saying somethingis doing something"),言中有行。言语行为包括以下三种具有特征性意义的行为:(A)类是表述性言语行为即“言内行为”( locutionaryact ); ( B)类是意向性言语行为即“言外行为”( illocutionary act );(C)类是取效性言语行为即“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 )。其中,(A)类言内行为句仅是在表述某一事实、行为,是一种“意指”( signification ),赋义于形罢了,并无涉及说话者的意图、目的。(C)类言后行为句则重在言语表述可以在听者一方产生影响而达到一定效果,旨在直接引发对方行为。而(B)类言外行为句是指在表述中所产生的某种语势,或劝告、预见或允诺、催促等等。话语中带有说话者的用意(force),这就是“言外之力”,即“以言行事”了。这一部分,从本质上讲使话语具有交际能力,强调的是话语的交际意义。(B)类“言外行为”,又称“言外之力”或“语势”是奥斯汀本人研究的重点。
塞尔(Searle )在奥斯汀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提出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即用一种“言外之力”的表达形式来传达另一种“言外之力”;或者说,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这一类的言语行为往往要在特定的语境中方能实现。无论是奥斯汀还是塞尔,在他们的论述中都告诉人们:要真正理解话语的意义,只靠句子结构分析,靠逻辑一一语义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和传统的语义学不同,言语行为理论并不在句子的认知意义上过多纠缠,而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具体语境下的话语意义,交际目的、手段、效果才是它关注的对象。
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就是言中有行,它并不热衷于语言的潜在系统和句法结构。例如:话语‘`Have you read this book?”在语法结构上属于疑问句,但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是它属于带有询问意图的言语行为,其目的在于向听话者获取一定的信息。当然,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下,该间句或许还会隐含有某种蔑视、尴尬或其它别的含义在里面。这种发话人的意向正是我们在研究意义时容易忽略但又必须注意和面对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的应用和意向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们在对意义进行研究时一定要把说话者的意图和目的综合考虑进去。例如:在分析话语"It is hot here.”时,根据不同的交际环境和说话者的目的就会得出不同的意义理解:(I)它可以是在作一般性的描述,那就直接理解为“这儿天气热。”(2)它也可能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场景,如:研讨会或辩论中,说话人意在对此发表感慨“这气氛真热烈呀!”该句理解的关键在于结合具体语境,揣摩说话人的意图,得出说话人真正想表达的意义。
言语行为理论的意义观是基于具体语境下的,在交际过程中显现的话语的语用意义。它研究的是语言和语境的关系,即:“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有二:
(1)意向或称语势极大地影响着意义的理解和表达;因此在以意义转换为中心的翻译活动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原文的目的、意图,以求完整、真实地把握原文意义。
(2)译者要注重翻译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不同的交际情景和社会文化背景,因为对言外之力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定的语言交际环境息息相关的。
三、言语行为理论和翻译研究
英国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哈特姆和梅森认为,一切文本都可看成是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的交际活动,所以翻译活动应被视为“在某种社会语境中进行的交际过程”。这一定义意味着作为交际过程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双向性的动态过程。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译者起着一个桥梁作用。一方面,他要面对原文,和隐藏在背后的原文作者交流,力求最大程度上理解作者的本意:另一方面,他要选择最能表达原文意义,达到交际目的并取得同等交际效果的译入语来和译文读者交流。这样一个复杂的交际过程就要求译者必须重视对语势、情景语境和交际功能的研究。言语行为理论在意义理解上的独到视角将为翻译研究提供广阔的思考空间和解决办法的新途径。
(一)言外行为与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阶段,译者要注重透过语言的表象,分析原文作者用语言在做什么,他的意图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只有这样,译者才有可能摒弃字面意思带来的误解,找出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否则,在翻译实践中很容易由于忽略或会错了作者的意图而造成误译,甚至错译,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例如:
I、武行者心中要吃,哪里听他分说,一声声喝道:“放屁!放屁!”
Now Wu the priest longed much in his heart to eat, and so how could hebe willing to listen to this explanation? He bellowed forth "Pass your wind!Pass your wind!"
本例原文出自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译文出自美国名作家赛珍珠。此处译者把“放屁”一词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生理现象,把感叹句理解成了祈使句,从而造成了误译。实际上,如果原译者能综观上下文,充分考虑说话者在此的用意,抓住其话语是在责备、恐吓对方,那么根据这个言外之力在译语中找出等效的译文是不难的。英语中的“Nonsense!”就带有斥责、威吓的含义,是原文言外之力在译语中的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形式。
在言语行为理论中,继奥斯汀之后的塞尔把言语行为具体分为以下五类:(1)Assertive Representative(断言性);( 2 ) Directive(指令性);(3)Commissive(承诺性);(4)Expressive(表情性);(5)Declarative(宜告性)。
在翻译中,译者要分清原文究竟属于其中的哪一类,辨明言外之力,以便在译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请看:
2,鲁大海:……妈,我走了。
鲁侍萍:胡说。就要下雨了,你上哪儿去?
鲁大海:我有事。……
3,鲁大海:没什么。周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这家伙一一手枪早晚有点用处的。
鲁侍萍:胡说,交给我。
鲁大海:(不肯)妈!
上述两个例子都摘自剧本《雷雨》,两组对话也都发生在一对母子之间,而且对话中都出现了有着丰富感情内涵的词语“胡说”。但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该词的言外之力是显然不同的。第一组对话中的“胡说”,母亲是用一种慎怪的语气在劝止儿子不要外出,母亲对儿子的关心和爱跃然于纸上,那是一种表情性的言语行为。而在第二组对话中,“胡说”变成了一种指令性言语行为,是说话人—母亲在对儿子即将采取的行动非常害怕和担优的情况下说出的带有责备、命令口吻的话语。很明显,第二个“胡说”比第一个在语气上要严重得多。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再来看看王佐良先生给出的译文:
2. Hai:…Mother, I’m going.
Ma: Don’t be silly. It’ll come on to rain any minute. Where would you,.anyway?
Hai; I’ve got some business to attend to.
3.Hat It’s nothing really. If the Chou drive me to the wall, this will beone way out.
Ma: Nonsense. Give it to me.
Hai: ( protesting ) Oh, Mother!
以上例文抓住了原文场景中表现出来的说话者的言外之力。同一用词,却是不同的语气,正因为如此,译文用了两种表达来译一个词。虽然都是采用了祈使句,但显然单词“nonsense”在表现严肃性和强制性上要远超前者。
(二)言后行为与翻译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着眼于读者的角度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 )。他指出,译文不仅要使译文接受者理解,还必须使他们“以行动做出反应”即做出与原文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奈达这里所说的反应即言语行为中的言后行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申请书、呼吁书、请愿书、求职书、邀请信、通知、启事、广告、商品介绍等应用文都渴望得到预期的言后行为,要求读者做出实际的反应。在散文、诗歌、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等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要表达的寓意或要突出的某一主题思想都是想得到人们的言后行为。相比之下,诗歌、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等文艺作品一般不会像商业广告、通知等应用文那样迅速直接地得到读者行动上的反应,但对读者的行动也会产生简节、潜在的影响。无论是奈达的动态对等或是奥斯汀的言后行为都给翻译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即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一定要以作者的意图,读者的预期效果或预期的实际反应和行动作为翻译的根本依据,在着手翻译前,一定要深人研究原作所处的时代背景,原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及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等诸多文本以外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言语行为和动态即功能对等人手正确地体会原作者当时的主观意图以及在原文读者身上产生的客观效果,并采用有效的语言手段或形式将原作的主要精神正确地传递给译作读者,使译作读者作出与原作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从而使译作得到与原作基本一致的预期效果。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都论述了读者或听者的实际行为反应。然而,信息接受者的行为还要由信息外的诸多环境因素和个人的许多主客观因素所决定。对同一信息,不同的接受者会有不同的感受。同一语言内部的信息交流如此,不同语言之间的信息交流更为复杂。但是我们在探讨翻译原则的过程中,没有必要过分地强调个人地各种不同反应,个别的单独要素不应影响总的复合整体,形形色色地具体差别不应妨碍共性的实现。在实际翻译中,译者考虑的应该是译文对目的语文化的群体接受者的预期效果。因而,对这个群体的共同的历史背景、文化特征、思想认识、语言习惯等应做到心中有数,这样译者才能预期他们对译文会做出何种反应,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翻译,以达到效果上的对等。因此读者的反应实际上指的是在一般情况下,某一文化群体接受者会做出的反应,并不包括在特殊情况下个别读者的反应。
(三)言语行为翻译中的语境
一旦把翻译看成是交际活动就必须重视对语境的研究,因为它让话语意义有了确定的含义,同时它又是最活跃、最多变的因素。在对话语进行的言语行为的划分也好或是会话含义也好,都需要结合语境一起来理解话语的含义“特别是当言语行为背离常规意义,或者当最终效果与说话人的期待出现分歧的时候”。对此,钱歌川先生就曾举例说,中国人对初次见面的朋友会说“久仰”,但译者不能按字面意思翻成‘`I adore you fore a long time.”否则,听者会觉得莫名其妙。其原因就在于在朋友彼此通过介绍而相识的场景下说的“久仰”只是一种打招呼的用语,它的言外之力是一种礼貌的表达。根据礼貌原则和翻译应忠实传达言外之力,达到交际效果的原则,这句话应转译为‘`I am pleased to meetyou.”同样,我们在翻译英语的谦虚之词“You flattered me”时也应转译为“你过奖了”而非“你奉承我。”类似的情况还常常出现在标示语上。如:‘电影院或车厢里出现的“No Smoking!";公园里某个刚刷了油漆的长凳旁出现的“Wet Paint!"。这些语言在特定的场合里就不再是原来的一般描述性语言,而具有了宣告性的言外之力,意在警示公众。因此,它们的相应译文就可翻为“严禁吸烟”和“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像这样的言外之力若是脱离了语境是无法确认的。
有的时候对言外之力理解仅仅依据单个言语行为是不够的。翻译时,译者不应只机械地寻找与原语单个言语行为等值的译语,而应在一个完整的语段,甚至更长的语篇中寻求原语整个语段的“言外之力结构”,等值的译语。例如:
( 4 ) All it said was "Please!"
原文出自美国中篇小说《红风》( Red Wind )。在平时我们所说的“Please open the door.”中,"Please!”表达的是一般性的请求功能,可翻为“请”。但在具体的这篇小说的这段话中,说话者是一位急于向侦探求助的女子,她在夜里坐在车上等着侦探回来。半夜,当侦探回到住处,
正要进楼时,听到一个人说话,于是便有了上面一句描写。在这种情景下,"please”直接翻为“请”就缺少了原文所要表达的那种急切的带有哀求口吻的言外之力,而变得很平淡。要想取得和原文同样的效果,就要表达出这种言外之力。在特定的语境下,结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应该把它译为“劳驾”或“求求你!”。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在翻译实践中引人言语行为理论来更好地理解原文意义及对原文读者的预期效果、原作者的意图,以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尽量减少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误差。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中重要研究课题,它所关注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下,说话者是如何通过以言行事的。这是把具体情景、说话者目的、意图、话语意义和接受者的预期反应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的理论。它对于译者深人、透彻地把握原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进一步指导译者进行最优化的双语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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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言语行为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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